2010年，我首次踏入国际工程领域，辗转孟加拉达吉公路、莱索托麦特隆大坝、乌干达卡鲁玛项目、莱索托波利哈利项目，一晃已是十五载春秋。

国际工程从来不是浪漫的远方，它更像一条漫长而陡峭的坡道。语言、标准、规则、文化，任何一项都可能成为拦路的石头。摆在面前的选择只有两种：要么退回熟悉的舒适区，要么迎着困难，一步一步向上攀登。我选择了后者。

这十五年，有艰辛、有泪水，有默默付出，更有沉甸甸的收获。记忆中，既有正月初一星夜奔赴施工现场的身影，也有腊月二十三仍行驶在去往开工点路上的车灯；既有乌干达疟疾与埃博拉病毒肆虐时的惊魂时刻，也有站在海拔三千米高原、面对茫茫群山时的沉默与敬畏；既有身处异国他乡、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绵长牵挂，更有看着一座座工程拔地而起时，涌上心头的骄傲与欣慰。

孟加拉达吉公路：从“How are you”开始

2010年，我第一次出国赴孟加拉。落地那天，对方一句“How are you”，我脑海里像翻书般自动跳回初中英语课本第一页：“I am fine,thank you,and you。”那一刻我意识到，这片工地不会因为我是工程师，就降低任何门槛，在这里，语言本身就是工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进场不到一个月，领导安排我联系当地水泥厂商，需要撰写英文邮件、打电话沟通，还要当面介绍项目情况，把合同文件和项目背景讲清楚。第一次走进水泥厂，我几乎是照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逐句往外“放”，对方频频点头，我却始终无法判断，究竟哪些内容真正传达清楚了，哪些只是被“听完了”。

接下来的几次拜访，流程未曾改变，变化的只是我自己。表达依旧简单，却不再完全依赖稿件，而是开始根据对方的反应调整措辞，把项目情况尽量说明白。到对接第四家水泥厂时，我已经能够在基本介绍之外，补充必要的背景说明。几个月后，当地同事评价我“英语最好”。那一刻我不知如何回应——在大学时，英语曾是我最差的学科，长期排在班级倒数。如今被这样评价，与其说是进步，不如说只是被反复推到现场之后，被环境逼出来的一种能力。

也是从那时起我逐渐明白，在国际工地上，语言不是一门用来考试的学科，而是一种必须掌握的工具。它不是靠“准备充分”才敢开口，而是在一次次真实使用中，被迫变得顺手。

莱索托麦特隆大坝：在争论中赢得尊重

2012年，我来到莱索托麦特隆大坝项目，这是水电八局首个真正对接高端国际市场的水电工程。监理来自南非咨询公司，经验丰富、作风务实，所有问题只认数据、方案和结果。

一次会议上，监理当场否定了我们的混凝土试验参数。我翻出记录，逐条解释现场条件与试验结果的对应关系，对方不让步，我也始终坚持。会议室里气氛紧张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不是为了争面子，而是这个方案确实更适配现场条件。

争论持续很久，监理最终同意试行我们的方案。会后，他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：“You know what you are doing。”从那以后，很多关键问题，他都会先征求我的意见。

随后，大坝碾压混凝土进行取芯验证，现场成功取出连续长度超过12米的完整芯样，芯体致密、骨料分布均匀，一年龄期强度稳定达到60MPa以上。需要说明的是，12米不是工程极限，而是当时设备的极限。这一结果，成为那次争论最有力的回应。

我逐渐明白：在真正的国际工程环境里，技术问题可以争得面红耳赤，但私下不会记仇。只要你争得有理有据，赢了争论的同时，反而会赢得更深的尊重。他们尊重规则，更尊重真正懂工程的人。

乌干达卡鲁玛项目：在质量面前“死磕”

转战乌干达卡鲁玛项目后，我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。这是水电八局当时最大的国际项目，体量巨大。工程前期，大量的配合比试验显示，混凝土质量达不到工程现场施工要求。业主与监理施压，专家一批批到场，上级文件一份接一份下达，所有压力最终都集中到试验室。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每天都在反复问自己两个问题：如果我这里顶不住，这个项目会走向哪里？那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，试验室不只是一个技术部门，它可能决定着一个项目的走向，甚至影响着一个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。

我开始系统查阅大量ACI与EN规范，用规范的语言重新武装自己，也用规范的逻辑与监理“对话”。我逐渐意识到，只有把每一项结论都落在条文依据上，监理才无从反驳，方案才能真正站得住脚。技术不是“说服”，而是“无法否认”。

那段时间，试验室几乎变成了“战场”。围绕MgO膨胀剂、不同水泥品种、不同粉煤灰掺量、骨料来源、不同外加剂，我带着团队进行系统对比试验，大半年时间里，混凝土拌合编号累计超过2000组，试验搅拌机先后用废了3台。在此基础上，一个在国内几乎不敢想的方案成形——将项目所有部位常态及泵送混凝土粉煤灰掺量从30%全面提高到50%。

我把所有试验曲线、温升数据、收缩变形结果逐条对应规范标注，与监理和业主展开多轮沟通，在搜集到大量支持大掺量粉煤灰的国际标准后，监理工程师最终批准了该系列配合比。在50%粉煤灰掺量配合比实施后，单方水泥用量降低60～80公斤，混凝土内部最高温度下降12℃以上，配合加冰与冰水拌合，将最终大体积混凝土温度控制在40℃以内，完美解决问题。

那一刻我真正明白：只有把问题研究到机理层面，把工作做到规范层面，技术人员才能在国际工地上真正站稳脚跟。

卡鲁玛项目结束后，我回国支援平江抽水蓄能电站，主持岩锚梁混凝土配合比设计。岩锚梁强度高、体量大、裂缝容忍度极低，又需浇筑在新鲜基岩面上，约束极强，风险高。

基于海外经验，我准备了中热水泥配合20%和30%粉煤灰两套方案。推进过程中，监理提出国内规范建议不超过15%。我从强度发展、工作性、耐久性及中心温度控制等方面反复论证，说明在强约束结构中，低粉煤灰、高水泥用量意味着更高温升和更大开裂风险。最终，监理同意先采用30%粉煤灰掺量方案进行试验。

岩锚梁最终按该配合比浇筑，数月后经多方观察，混凝土质量优良。那一刻我更加确信，卡鲁玛工地“死磕”出来的经验，同样可以反哺国内工程。走出去，不只是为了完成一个项目，更是为了把世界级工程的方法和标准，带回我们自己的工地。

莱索托波利哈利项目：让“有经验的承包商”成为现实

十年后，我再次回到莱索托，参与波利哈利面板堆石坝项目。十年前，我还在为一句英语寒暄反复酝酿；十年后，我带着多国工地打磨出的经验与底气，重新走进国际工程体系。

这是水电八局首次承建150米以上面板堆石坝的国际工程。我身处项目九名关键岗位人员之列，必须一次性通过监理与业主的联合面试，这是岗位准入的硬性要求。

项目试验室建成后，被监理称为“项目的脸面”——最整洁的环境、最规范的布置、最完善的管理体系。从表格设计到流程控制，再到数据溯源，每一个细节都力求严谨。监理负责人给予充分肯定，而我清楚，这份认可，源自十多年一线沉淀下来的职业习惯。

项目开局阶段，最早启动的主体工程是湿喷混凝土施工。我采用ACI标准方法进行配合比设计，使混凝土含气量稳定控制在10%以上，拌合物柔和松软，施工过程异常顺利，喷射反弹几乎没有。一次施工，便赢得了监理工程师的认可。此后，试验室的工作在项目上逐渐形成一种“默认的权威”，监理对我们试验数据的信任，也延伸为对整个项目质量体系的信任。

面板堆石坝并非水电八局最成熟的领域，经验只能在实战中打磨。填筑工艺性试验启动阶段，合同文件要求最少64个检测点，我们实际完成了180个碾压密度检测点，其中170个点需要开挖直径1.8～2.7米、深约1米的试坑，工作量异常巨大。我连续一个月坚守现场，从试环摆放、工具选择，到每一个影响精度的称量环节，逐一推敲、反复修正。最终，我们总结出影响压实密度的关键因素序列，为后续施工工艺提供了清晰方向。

也正是在这些一点一滴的实践中，“我们是有经验的承包商”，不再是一句空洞的表态，而是由一组组数据、一次次验证所支撑起来的十足底气。

波利哈利大坝总填筑量达1600万方，目前已完成填筑600万方，并提前完成1977高程节点目标。试验室正是用一组组精确数据，为项目履约保驾护航。

回望这十五年，从对着课本生硬开口说英语，到在国际会议桌前据理力争；从曾被标准“卡住”前行步伐，到用规范逻辑反向推动方案落地；从专注攻克一组组试验数据难题，到牢牢守住每项工程的安全底线。我愈发清晰，“特别能吃苦”，是主动扛起最难啃的硬骨头；“特别能战斗”，是在关键节点顶得上、打得赢；“特别能奉献”，是十多年扎根国际项目一线，把青春镌刻在世界工地的每一寸土地上。

身为八局国际项目科研人，我所做的或许只是守好试验室的一盏灯，盯紧一组组精准数据，推翻一次次固化的习惯性结论。但正是这些微小而坚定的坚持，让中国工程在世界工地上站得更稳，让“中国方案”被真正理解、接纳与尊重。

这条路还很长，而我，仍在路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