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卡鲁玛，尼罗河畔的一脉呼吸。

白尼罗河从维多利亚湖出走，一路向北，穿过雨林的密语与草原的辽阔，在乌干达的腹地，撞见了我的名字。那是2013年的一个清晨，总统穆塞韦尼铲起一锹红土，从此，图纸上的线条开始向大地深处生长。

十年，等一场光。

我把自己藏进地下

我的头顶是狒狒攀援的树冠，是大象跋涉的河岸，是角马饮水时低垂的剪影。他们原本可以把我修成一座高坝，让蓄水漫过山坡，让波光覆盖更多的土地。但我的建设者选择了另一条路——把我托付给岩层，让我在几十米的深处生根。

他们从山体腹中取出近五百万方石头，那些石屑落地的声响，像是大地的叹息。他们只筑十余米低坝，河水该怎样流，还怎样流，不曾淹没过一寸草木。他们修了一条鱼道，窄窄的，弯弯的，让尼罗河的鱼还能循着远古的记忆回到上游产卵。有人说这是设计，我觉得更像一首写给野生动物的诗。字句藏在地下，韵脚留在水面。那些年在岩层中挖掘的日子，黑暗、潮湿、闷热。风钻的轰鸣敲击着石壁，仿佛在叩问山的心脏。建设者们用双手把岩石一寸寸剥开，像翻开一本厚得没有尽头的书。没有人为他们立传，但每一面衬砌过的洞壁，都是“特别能吃苦”的注脚。

光从水中来

2024年的秋天，乌干达总统再次来到我面前，这次是揭幕。六台机组同时运转起来，六百兆瓦的电流沿着银色的铁塔奔涌，像一条条光的河流，汇入乌干达的千家万户。

全国电力装机总量提升了百分之五十。缺电的日子，像一层薄暮被晨光撕开了口子。我的电不仅照亮了乌干达的城镇与村落，还越过国境，去往苏丹，去往东非更远的地方。

那一年，我的发电量相当于节约了一百三十一万吨原煤，减少了三百四十八万吨碳排放。尼罗河的水穿过我的身体，带走了热能，却不曾带走清澈。他们说，我是绿色的，可在建设者眼中，我更像是一盏被河水点亮的灯。

我浇灌的不只是电

我的工地上，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乌干达人。五千多人曾在最繁忙的日子里同时挥汗。他们学会了看图纸，学会了操作机械，学会了把混凝土浇进模具时的力道与分寸。电站竣工了，许多人带着这些技能走向了乌干达其他建设中的土地，像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散，落在哪里，就在哪里生根。

我还记得罗拉村那口废弃的老井，村民们要走上几里地才能取到水。我的团队驱车几小时赶去，修好了井，水涌出来的那一刻，全村人围在井旁笑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叫它“爱心井”。

拉姆奥克拉村的一座木桥在雨季垮了，对岸的孩子没法上学。我的团队带着钢材去了，两天后桥重新架起来，孩子们跑过桥面时，脚步声笃笃地响。村民们叫它“连心桥”。

阿玛吉小学有一千六百多个孩子，挤在十一间破旧的教室里。我的团队投入了一笔钱，建起了新教学楼、图书室、宿舍，还装了太阳能板。移交那天，欧亚姆区的专员说，这所学校将让每个孩子拥有无限的可能。我想，可能他们指的是——光。

他们还建了两座社区医院，投入了四百五十万美元。这些事不在我的设计图纸上，但它们是我真正活着的样子。

八局人管这些叫“事耀民生，业润社会”。我觉得更像尼罗河的水，流过的地方，草会绿，花会开，人会笑。

三特是水，新质是浪

八局的旗帜上写着九个字：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奉献。它们刻在我的每一面墙上，渗进我的每一方混凝土里。

那些在地下与岩层搏斗的日夜，那些在雨季泥泞中抢工的清晨，那些为一个技术方案争论到天边的黄昏——没有人记住每一张脸，但他们的汗水汇在一起，成了我身体里最坚硬的骨骼。

如今，站在“十五五”的门槛上，我看到新一代的工程师们坐在电脑前，用数字孪生技术模拟着水流的轨迹，用算法优化着机组的转速。那些曾经靠钢钎和铁锤打天下的手，正在键盘上敲出一个新的时代。“特别能吃苦”正在变成“特别能创造”，不是体力的透支，而是智识的深耕。

八局锚定了更高的目标，中东的沙漠、东南亚的雨林、非洲更远的高原，更多像我的电站将从蓝图落进现实。而“新质生产力”像一阵风，吹过“三特”的水面，掀起新的浪花——智能建造、绿色低碳、数字化管理，它们将让每一座工程不仅是钢筋水泥的堆叠，更是一个有呼吸、有温度、会成长的生命体。

“实干为要、价值为本、文化为魂”——实干是把梦浇成现实，价值是让每个项目开花结果，文化是把“三特”精神种进每一道工序、每一次选择里。

水还是水

有人问我，一座水电站会老吗？

我想不会。因为尼罗河的水永远在流，从维多利亚湖出发，向北，奔向地中海，奔向更远的海。我不过是它旅途中的一个驿站，让它的奔涌有了光的意义。

七十多年前，第一代八局人在荆江的洪水中筑起堤坝；今天，新一代八局人正在全球的版图上建造未来。变的是时空，不变的是那股水的精神——遇方则方，遇圆则圆；穿石断金，奔流到海；泽被万物，却从不言语。

水已不是当初的水，但水还是水。

它将一如既往地奔流，一如既往地穿石，一如既往地泽被万物——向着大海的方向，永不停息。

而我，卡鲁玛，会一直站在尼罗河畔，看着这条古老的河承载着全新的光，流过我的身体，流向远方每一个渴望灯火的窗。